由于強調歷史地理學屬于地理學，就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在歷史文獻上下功夫，是一種損失 文匯報：您曾表示，很多歷史事件，只有把地理加上了才完整明白，歷史地理學不是不可以看成歷史和地理的相加，關鍵看怎么“加”。可否請您談談，歷史地理學與歷史學、地理學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？ 歷史地理學家 唐曉峰教授 唐曉峰：學科是學科，事實是事實，這是兩個范疇的東西。學術界劃分學科，是一種權宜辦法，當然也有助于分析和認識事情的多維性質。我們都知道，一個學科只是關注事情的一個側面，歷史是一個側面，地理也是一個側面，兩個學科相加，就是兩個側面相加。它們原本就是合在一件事情上的，合起來當然有助于從整體上認識事物。簡單說，歷史加地理，就是把一件事情的這兩個側面合起來。所謂加得不好，就是把這件事情的歷史側面合到另一件事情的地理上去了。 ??當然，地理學家要有特殊的責任，要有特殊的能力，要明了地理側面的價值、地理側面的復雜性。專業(yè)的地理學家就是要深入觀察并思考地理側面的這些復雜性，這有助于對事情的理解。如果對地理側面的復雜性想得很淺，就沒有太大價值，也沒有設立這個專業(yè)的必要性。地理意識，每個人都有，但要是沒有超過常識性的地理意識，就不是一個好的歷史地理學家。 ??即使在地理學內部，還可以分出不同的側面，比如經濟地理、政治地理、文化地理等等。我在美國雪城大學（Syracuse University）地理系念書時，他們就強調不能只顧一個側面，要求每個研究生必須鉆研至少兩個地理學的側面，我當時除了歷史地理學，還選了文化地理學。在資格考試時，兩個方向都要考。另外，到美國大學的東亞系找工作，也不允許你只教一個國家的歷史。當年雪城大學的同學王晴佳，為了這個，趕快補了日本史，才找到教職。 ??總而言之，不管做什么學問，你掌握的側面越多，就越接近事實。但這是一件不容易把握好的事情，所謂專與博的關系，這是個老話題，不必多說了。 文匯報：如果說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是“過去”，與之對應的現代地理學研究的就是“現在”。那是不是意味著，歷史地理學不觸及當下，現代地理學也不過問過去？ 唐曉峰：是有這個情況，歷史地理學不大注意當下，現代地理學也不過問過去。但這是一般性的狀況。而一位深刻的人文地理學家，應該打通古今。古對于今的意義，說得較多，所謂“溫故知新”。其實，今對古也是有意義的。這就是馬克思說過的，“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”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認識后面的東西，有助于解釋前面的東西。例如對于甲骨商史的研究，許多都是用后面的事情（周代的），去破解商代剛剛露頭的東西。考古學研究也常常這樣。例如發(fā)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有埋下的牛骨，就可以根據后世的祭祀活動，去確認那是一個祭祀坑或祭祀遺址。 ??當然，逆向考察歷史也要注意，否則容易以成敗論英雄，或者忽略歷史的曲折性。還有，也容易用今天的價值觀去選擇歷史主題，這也是會出問題的。例如研究地理學史，就要避免所謂“輝格史”的現象。 ??具體到歷史地理學方面，盡管很多人不太關心今天的地理問題，但有一項是每個人都必須關注的，那就是今天的地名。所有古代的地理事件都需要復原到今天的地理位置上。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因此要古今對照。地名的古今關系甚至是歷史地理學的基本功。 ??除了地名以外，其實還有不少古今之間的關聯(lián)問題。比如水系，我國平原地區(qū)的水系在歷史上變化復雜，今天的水系狀況可當作一個標準坐標。研究古代水系要說明白與今天水系的關系，而這種對照中還包含對變化的解釋，這就更重要了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在歷史地理這里，古今的關系是斬不斷的。 文匯報：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？地圖在歷史地理學中的重要性如何？從古到今，地圖經歷了一個精準化、科學化的過程，功能窄化，您覺得這對歷史地理學有什么影響？ 唐曉峰：歷史地理學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研究，兩種方法是相互參照的。不過，只是這樣講大道理，用處不大。關鍵是要明白，當面對具體問題的時候，二者的輕重會有變化，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。該以文獻為主的，就要好好看書；需要實地考察的，就積極出門。或者反過來，喜歡看書的，選文獻題目；喜歡跑野外的，選實地工作題目，都不錯。另外，無論是文獻研究還是實地考察，又都有新方法、新技術出現，尤其是實地考察，新技術更重要。當年的地質學、生物學、氣候學水平直接影響自然地理考察的水平。現在的遙感技術以及其他檢測技術都可能打開一塊新天地。 ??利用歷史文獻做研究，是研究中國各類歷史問題都要具備的能力。有時候，由于強調歷史地理學屬于地理學，就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在歷史文獻上下功夫，這是一種損失。中國歷史文獻是很復雜的，并不是寫了的就是材料，就是事實，就可以拿來用。即使不做歷史研究，最好也保持對歷史研究的閱讀興趣。好的史學論著，對研究歷史地理問題，在基本處理史料方法、眼光、時代把握等方面都有幫助，加強這方面的造詣，肯定沒錯。 ??地圖是地理學研究工作的基本工具（地圖本身也是一類研究成果）。研究的問題多了，地圖的花樣也隨之增加。古代地圖上的信息是珍貴的，雖然科學性差一些。使用古地圖，用不著批評它如何如何不準，而是要善于在里面找出有價值的信息。每一幅地圖都有主題，在主題表達上，按照作者自己的標準，都是達標的，達標就是一種準確。所以看古地圖，首先要把握主題。 ??譚其驤先生主編的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完成了許久以來關于編纂古今對照地圖的愿望，是一個劃時代的巨大成果。地圖集主要表現的是全國歷代行政區(qū)劃的布局（也有山脈河流），也是一套具有科學性的基本底圖，可以在它的基礎上展開各類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。任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人都離不開它。侯仁之先生主編的《北京歷史地圖集》是一部區(qū)域歷史地圖集。區(qū)域綜合研究，是現代地理學提倡的一種研究范式。在區(qū)域地理研究中，要將各類地理要素做綜合考察，從而揭示區(qū)域綜合地理體系的特點。北京是一個區(qū)域，在歷史發(fā)展中，北京城的出現與壯大，是這個區(qū)域中引領性的地理事件，各類地理要素都在這個引領事件的發(fā)展中產生影響或發(fā)生變異。《北京歷史地圖集》就是力圖展現這個全區(qū)域地理系統(tǒng)的歷史變遷。當然，限于材料的局限，有些方面表述詳備，例如水系、聚落、道路、城區(qū)；有些方面表述簡略，例如植被、郊區(qū)、山區(qū)。這套歷史地圖集是侯仁之先生學術思想的一項實踐，具有示范意義。 ??現在，有些專題歷史地圖集正在研編，這是歷史地圖的進一步發(fā)展，是學界的一個越來越重視的工作。GIS技術與歷史地圖研編的結合，也是一項重要創(chuàng)新，在這個方向上，會有越來越成熟的成果推出。 地理學的發(fā)展背景是文化傳統(tǒng)與國情 文匯報：在中國地理學近代化的過程中，您認為有些傳統(tǒng)的東西被置換了，也就是在引進西方地理學的過程中，被否定掉了。現在回過頭來看，我們傳統(tǒng)的地理學有沒有優(yōu)勢或者獨特的地方？ 唐曉峰：被置換的不是傳統(tǒng)地理，而是傳統(tǒng)地理學，是那個研究套路、解釋系統(tǒng)被置換了。中國大地不可能被置換。歷史中關于大地上各類地理信息的記載也沒有被置換，相反，它們都是非常珍貴的研究材料。西方現代地理學是在科學方法與人文精神的雙座引擎推動下發(fā)展起來的。科學方法對于我們曾經是陌生的，利瑪竇講的地球的真實面貌、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等等，曾震動中國人的古老靈魂。中國傳統(tǒng)的解釋自然界的那一套，基本上被西方的現代地理學置換了。 ??但人文的東西就不那么簡單了。雖然西方現代理論對于解釋社會人文問題頗有其長處，但人文論證中包含文化論證，就這一部分來說，中國古人的一部分人文地理論證在今天依然有效。眼下是春節(jié)，千軍萬馬的返鄉(xiāng)大軍在西方人文地理現象中是沒有的，這是由中國的人文空間行為結構決定的。家鄉(xiāng)的價值、家鄉(xiāng)（一個地方）與春節(jié)（一個節(jié)日）的關系是文化大道理，而惡劣天氣、交通狀況、人的身心負荷、摩托車的拖載能力在此刻都是小道理。公路上壯觀的返鄉(xiāng)場面，顯示了大道理的力量。 ??在地理研究這個方面，傳統(tǒng)文化留給我們一項優(yōu)勢，那就是文字記錄下來的材料極其豐富（有意記錄的或無意記錄的），在時間上，又延續(xù)數千年，這在外國很少有。在這些材料上形成的一些議題，是中國獨特的。另外，一些傳統(tǒng)地理學的解釋原理（風水）、價值取向（山水審美），在今天都已經轉化成獨特的地理文化，它們是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組成部分，甚至是重要的組成部分，比如山水審美文化。在今天，其文化意義還是很大的，規(guī)劃建設里有很多項目還需要它們。 文匯報：當前國際歷史地理學的發(fā)展如何？在西方掌控全世界地理學主要研究范式的情況下，中國歷史地理學今后的前途和方向在哪里？ 唐曉峰：我對最近外國的歷史地理學的情況了解不多，但總的感覺是各國的學者都在研究各自的具體問題。研究自己的國家（地區(qū)）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大特點。過去，英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達比（H. C. Darby）基本上研究英國問題，美國的索爾（C. Sauer）也是研究美洲問題，加拿大的哈里斯（C. Harris）主編過《加拿大歷史地圖集》，美國的梅尼格（D. Meinig）教授，就研究美國。他在美國換過幾個地方，在每一個地方都是研究當地的問題，換一個地方就換一個題目。外國學者中專門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問題的很少。相比之下，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問題的較多些。 ??就整個地理學來說，現代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是在西方誕生的，沒錯。但是地理學本是一個具有區(qū)域獨特性的學科，這主要是指主題特點，由于主題特點不同，又會發(fā)展出不同的研究特點。即使在西方，英國、德國、法國，還有新大陸的美國，地理學的特點都不同。這種情況早就表現出來了。法國充滿人文精神，英國全球視野強（特別是在殖民主義時代），德國重思想理論（康德一人身兼哲學家與地理學家。美國早期地理學家到德國去取經的很多），美國重文化。中國當下的地理學重環(huán)境、經濟。總之，地理學的發(fā)展背景是文化傳統(tǒng)與國情。 ??在中國，一個有意思的情況是，地理學界不重視歷史地理學，但整個學術界（尤其是史學界）是非常重視的。中國其實是世界上最重視歷史地理學的國家。我國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機構的規(guī)模，無人可比。由于我國地理學界長期不重視社會、文化、人文的問題，而歷史地理學揭示的許多問題都在這個范疇里，所以得不到地理學界主流的重視。這倒沒關系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，在整個學術界的影響范圍，超過不少地理學的其他分支，其學科的價值并沒有被埋沒。 文匯報：最近復旦的《中國行政區(qū)劃通史》剛剛出全，《中華大典·交通運輸典》也出版了，還有哪些類似的、非常基礎的工作等著我們去做？中國歷史地理學還有哪些值得投入的大方向？ 唐曉峰：我們目前的歷史地理學研究，最受關注的是以地理事件的門類為主線做縱向系統(tǒng)研究，在氣候、政區(qū)、人口、農業(yè)方面的縱向研究相對比較成熟。這類研究在地理學中稱作部門地理學。與其相區(qū)別的還有綜合地理學，或可操作性強一些的區(qū)域地理學。區(qū)域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也很多，但受關注度不如部門研究。因為區(qū)域研究只涉及一個地方，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感興趣。而那些部門研究，既覆蓋全國，又縱貫歷史，關心的人當然多。這些研究也具有基礎研究的性質。有學者提出做斷代歷史地理研究，這也是一個重要選題。過去強調達比的“系列剖面”的方法，側重變遷研究，而做一個時代的綜合地理研究也是地理學的一個學科的特點，地理老師不是總說“我們是做綜合的”嘛。 ??其實，個案研究總是學術工作的基石，這類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很多，主要是論文的形式。有些熱門問題，在學術史上反復被關注。現在歷史地理學者們的問題意識越來越好，刊物上的內容越來越豐富。當然，良莠不齊，這是正常的。如何提高個案研究的水平，有一點，就是要有跨學科的能力，即前面說過的，從以學科為中心轉變?yōu)橐詥栴}為中心，為了深入剖析問題，該借助什么學科，就去啟用什么學科，不怕“串行”。就像研究經濟地理問題，必須借助最好的經濟學來加強分析力度，否則地理特征敘述完了，經濟的深度卻沒出來。 ??我個人比較關注地理學思想史的問題，這是理解一門學術的必要途徑。研究地理學思想，不是只看地理學家自己的東西，還應該在大背景下來理解地理思想，地理思想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(tài)的一部分，不能割裂。最近，格拉肯（C. J. Glacken）的《羅德島海岸的痕跡》被翻譯出版了，這本書很值得閱讀，格拉肯要盡可能展現歷史上歐洲人環(huán)境意識形態(tài)的全景。多年前在雪城大學時，有個美國同學跟我說，只有真正的學者才會讀這本書。我想，寫都寫了，還怕讀嗎？今天這本書全文被翻譯成中文，本身就是一個成就。 缺少文化地理，就弱化了對中國大地的文化屬性的論證與捍衛(wèi)能力 文匯報：您是學考古出身，怎么看待考古學在歷史地理學中的作用和價值？有人說，城市考古的目標就是為了還原城市面貌，但在還原城市面貌的過程中，實際發(fā)揮基礎作用的仍然是歷史資料和圖像，考古所得的作用非常有限。您怎么看？ 唐曉峰：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很密切，只有這兩門學科的學者最關心大地上的人類遺跡，他們可以肩并肩地做野外考察，許多遺跡信息對兩門學科都有用。當然最終思考的方向不同，結論不同。現在這兩門學科的合作越來越多，甚至生出了自立門戶的“后代”，比如環(huán)境考古學。 ??有些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對考古學的依賴大一些，比如古代城市研究。首先是城市位置，城址遺存的發(fā)現是決定性的，比如西周北燕的分封，其都城所在，就是由考古發(fā)現一錘子定音：北京房山琉璃河。遺址沒有發(fā)現之前，曾有各種猜測，都落實不了。城市歷史研究，方面很多，有些問題只有書里講，像城市各個部分的名稱、歷史事件與城市的關系等等，另有些問題卻只能到現場看，像城市各個部分的規(guī)模與方位，即所謂硬件部分的狀況等。城市歷史地理研究關注的，還包括城市周圍的環(huán)境要素，尤其是一些產生直接影響的地理要素，像地貌、水系、交通等，這也需要到現場看。 ??所以沒有必要說哪門學科最重要，沒有前提地講這類話，都是無意義的。誰重要誰不重要，是問題決定的。研究明清北京城，考古不重要。研究上海，考古更不重要。但是研究殷墟呢？我們最好多講學科合作，不講學科分家。 文匯報：中國古代城市地理有沒有一套完整的體系？在現今城市建設普遍強調保留歷史記憶、保護歷史遺存的背景下，我們怎么對待傳統(tǒng)經驗和特色？ 唐曉峰：歷史地理學一般研究城市的兩類體系，一個是環(huán)境體系，另一個是規(guī)劃建設體系。環(huán)境體系是因地而異，沒有一套完整通用的體系。古代城市規(guī)劃建設倒是有較一致的體系特點，那主要是指都城建設。如果把《考工記》中講的那段話做一個抽象的歸納，可以作為都城規(guī)劃體系的要點，即方正外形、正相交的街道格局（英文稱grid）、中軸對稱、朝宮居正位。 ??今天的城市建設不可能再遵循《考工記》的原則，但在一些文化特征上，可以保留傳統(tǒng)風格，這也包括社區(qū)格局。北京的胡同社區(qū)、院落形態(tài)都有保留價值。街道景觀也可以采用傳統(tǒng)要素，如牌樓、燈飾等。 ??城市還有一個體系，即城市群構成的體系。古代城市那么多，不會是一盤散沙，但是體系的問題又不是憑外觀就可以說定的，需要用社會科學的各種判斷方法去揭示體系中的機制。外觀可以類似，但性質可能完全不同。比如，運河兩岸的城市，因為運河具有社會體制特征，其沿岸的城市可以成為體系。但是天然河流兩岸的城市就未必，因為天然河流不一定具有社會體制功能。所以，城市體系存在與否是需要論證的。目前的城市歷史地理研究，對于單個城市區(qū)域的研究比較成熟，而關于城市群的體系的研究并不理想。幾十年前讀施堅雅（W. Skinner）的研究，他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全國性城市體系，只有區(qū)域性城市體系。這是從經濟角度說的。我們習慣了從行政角度認識城市，認為存在全國一盤棋的治所城市體系，聽他這么一講，覺得很意外，但馬上感到城市體系問題是復雜的。 ??中國城市絕大多數都是歷史城市，今天城市要現代化，一個麻煩的問題就出來了：怎樣做到既有現代風貌，又保護好歷史遺產？原則性的話好講，問題都在具體個案上，面對一座具體的古建筑時，是拆還是留，往往有很大爭論。所以現在這類問題已經不是空講原則的事情，而是權力一方的抉擇問題。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個在這類問題上能對權力方進行制約的機制。所以要看權力方的覺悟。 文匯報：人文地理學在國外似乎很火，比如大衛(wèi)·哈維（David Harvey）的那些研究。國內學者做的人文地理和他們有什么異同？可有能借鑒的地方？您一直強調人文地理學，要重視文化地理環(huán)境損失巨大這個問題。能否同時談談人類活動與城市空間形態(tài)變化的關系？ 唐曉峰：很多國家的確比我們更重視人文地理學，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，我們幾十年來就不重視人文地理學。1950年代受蘇聯(lián)影響，是一個方面，但還有些東西不是蘇聯(lián)影響，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。一個是總體意識形態(tài)，我們強調科學，強調應用（主要是國家建設上的應用），地理學主要是圍繞這兩個方向發(fā)展，具體表現就是只重視自然地理學、經濟地理學這兩項。另外，我們把地理學限定在理科，容納經濟地理已經不容易了，那些社會問題、文化問題，地理學沒有必要管。前一代的地理學家都有這樣的認識。現在青年一代地理學家的研究面寬了許多，比老一代人重視人文地理、文化地理，但還是受體制（理科式管理）限制，發(fā)展不快。我認為缺少文化地理，就弱化了對中國大地的文化屬性的論證與捍衛(wèi)能力。 ??在美國，地理學屬于社會科學，很明確，所以地理系里有大批社會科學、人文學科的教授，人文地理研究很活躍。大衛(wèi)·哈維是地理學出身，但他完全不在意學科門類，只要是喜歡的問題，認為是重要的問題，就研究。他這樣的人在美國也是極少數，但影響很大，屬于學術界的正能量。 ??人與城市空間的關系是個復雜問題，幾句話說不清楚。這里只想談一點感受。我在美國念書時，到圖書館找研究城市的書，先到史學類的書架找，怎么不多呢？又到地理類找，也是不多。后來到社會學書架去看，好家伙，全在這兒！這讓我一下子明白城市的一個本質是社會性。那么，我們就需要關注社會學觀察問題、研究問題的那套辦法，然后結合地理學的空間意識，才能把城市人文空間的問題研究得深。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地理學者惠特利（P. Wheatley），研究城市起源很有名，寫過《四方之極》（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）這部書。在1980年代，惠特利不僅是地理系的教授，也是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研究委員會的主席，他的這個多重的學術職位，反映出他的學術特點，也可以理解他那部名著的特色。研究城市地理問題要有廣泛而深入的社會思考力。 歷史地理學的致用，主要還是提供比較宏觀的歷史經驗 文匯報：您曾表示，地理學并非一個簡單的客觀記錄，其思想的最高層有一個定向，就是對國土的定性、定向。您認為歷史地理學在國家發(fā)展中有什么作用？或者說，對過去的了解和學習，能為今天提供什么借鑒？ 唐曉峰：地理最樸實的層面是日常地理知識，這是生活需要的，沒有大方向的問題。但地理問題一旦提升起來，就會受到意識形態(tài)的影響。這主要指人文地理學。既然受意識形態(tài)的影響，當然就會有社會價值觀，價值觀就是大方向。我國古代的價值觀在王朝體制上，地理學的發(fā)展也就在這個方向上發(fā)展，我稱其為“王朝地理學”。到了現在的改革開放的時代，地理學就沿著現代化的方向發(fā)展。“發(fā)展是硬道理”，于是發(fā)展也是地理學里面的硬道理。這是地理學的一個方面。但地理學還可以有另一個方面，即對理性、人性、和諧世界的追求，這是不能放棄的終極目標。作為學術的地理學，應該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標去修正人類一時沖動所干出來的事情。中國現在太需要這樣的地理學了。 ??關于歷史地理學的經世致用問題，不能是簡單地到處求用，這樣做，并不真的懂經世致用。什么事情可用，以什么方式來用，都要明白。我的體會，歷史地理學的致用，主要還是提供比較宏觀的歷史經驗。雖然有些歷史經驗是沒有用的，但地理經驗卻是另一回事。因為地的穩(wěn)定性，與地有關系的經驗也相對穩(wěn)定。知道過去的情況，對今天、未來都有參考價值。 ??舉個例子，當年史念海先生做軍事歷史地理考察，就是受時任蘭州軍區(qū)司令員皮定鈞將軍的委托，很有實戰(zhàn)意義。皮定鈞將軍說：“假定現在就要進行一場戰(zhàn)爭，我作為司令員，進入陣地，部隊部署，糧草運輸，作戰(zhàn)計劃，大致都已就緒，我要再聽取一下，以前在這個地區(qū)曾經發(fā)生過什么戰(zhàn)爭？戰(zhàn)爭的兩方各是由什么地方進軍的？又是分別由哪些道路退卻的？糧秣是怎樣運輸的？戰(zhàn)地的用水又是怎樣取得的？其中獲勝者是怎樣取得勝利的？而敗北者又是怎樣招致失敗的？”（引自《河山集》四集“自序”）史先生是帶著將軍的問題來到一處處古戰(zhàn)場的。所有的問題都具有現實性。 ??英國的達比教授也講過歐洲的例子。“在1914—1918年的大戰(zhàn)結束之后，所出現的最有價值的地理著作之一，就是鮑曼（Isaiah Bowman）的《新世界》（The New World）。鮑曼博士現任美國約翰斯·霍布金斯大學（Johns Hopkins University）校長，那時正是美國地理學會的干事。他的書是1924年出版的。名之為‘新世界’，其實卻是講的舊世界；副題曰‘政治地理’，但你打開書篇一看，其中卻充滿了早于1800年以前的參考敘述。為什么呢？因為地理學中的新問題，是生根在舊事之中的：波蘭走廊、意大利北部邊疆、捷克斯拉夫邊疆、以及馬其頓、西里西亞等問題，都不是1919年的新問題。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不參考以往的事實，就可加以討論的。”（達比1946年2月在利物浦大學的演講）舊的地理是新的地理的基礎。我們今天大講“一帶一路”，所用的概念難道不是來自歷史嗎？ ??相對來說，技術性的東西，不需要歷史，例如引水路線，不需要古人告訴我們，拿現代儀器一測，清清楚楚。歷史中的宏觀地理大勢，這是儀器測不出來的。例如，永定河的引水路線怎樣走好，我們不需要古人說（雖然古人做過），現代儀器可以更精確地告訴我們。但永定河在歷史上糟糕的表現，卻是需要歷史地理研究告訴我們，引起我們警覺的。 ??歷史地理研究還可以服務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，在這個方面的例子很多。國內一些省市邀請歷史地理學者進入政府參事室工作，主要就是要他們發(fā)揮這個方面的作用。在歐洲，歷史地理學者有較多的參與城市規(guī)劃建設的機會，他們在研究與制定歷史遺產保護法規(guī)上發(fā)揮著較大的作用。 文匯報：歷史和地理知識，基本人人都有，但“具有知識”不代表“明白道理”。在剛面市的《給孩子的歷史地理》中，您也提到了“知識”和“道理”的區(qū)別，您希望讀者從這本書中有怎樣的收獲？ 唐曉峰：中國人，每個人都有一份歷史地理標簽，那就是祖籍。你可能根本沒去過那兒，但你屬于那兒。每個人也都愿意了解祖籍，這就是歷史地理學習。歷史地理離每個人并不遠。 ??寫《給孩子的歷史地理》是一個嘗試，在少年兒童讀物中還沒有這個題目，他們能不能讀進去，要看實際情況了。不過，至少，讓他們知道有這樣一個知識門類，有這樣一種啟發(fā)智慧的方式。地理里面有智慧，這是我最想讓他們知道的，所以我反復講，地理不光是知識，還有道理。道理離不開知識，知識要組合成道理才更有意義。 ??對于少年兒童的教育，我是外行，但總有一種感覺，那些讓孩子看一本扔一本的書，并不是最好的讀物。少年兒童應該有一些能夠伴隨他長久一些的讀物，這樣的讀物會引導出一條知識路徑。歷史地理應該是一個吸引人的領域，這些知識不僅僅對孩子成長有益，對成年人，也可以在加深閱讀中獲得更深的對世界、社會、生活的認識。 
